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前世今生

自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调低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后,全球股市上周大起大落,市场恐慌程度不亚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时。而这起“惨跌”的制造者“标准普尔”,仅仅需要动用一些研究人员,采用研究模型,做出一份颇有厚度的报告发布,便可以使全球股市发生“大动震”。世人因此再次意识到了三大评级机构在全球金融领域“呼风唤雨”的本事,也越来越认识到减少对三大机构评级的依赖并加强对其监管已刻不容缓。

  

评级机构的“前世今生”

  

信用评级机构的前身是商业信用机构。1837年的美国金融风暴成为美国商业信用机构的催生剂,此后,由于美国大量发行国债、州债以及铁路债,投资者对债券统计信息与分析的需求激增,为商业信用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条件。1909年,穆迪公司创始人约翰.穆迪成立信用评级公司对铁路债券进行评级,并用简洁的英文字母符号予以表达,标志着美国信用评级的诞生。

  

上世纪20-70年代是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阶段。1975年,美国联邦证券法的出台促使美国证交会在证券监管中采取资信评级。美国证交会开始运用取得“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资格的信用评级机构的证券评级来决定上市公司的净资本要求。标准普尔、穆迪、惠誉均在当年取得资格。

  

评级公司此后开始了30年的快速扩张,并开始对主权国家信用进行评级。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三大评级公司开始开展普遍的主权评级业务。穆迪现在已经对100多个国家进行主权债务评级;对2万至3万个公司债进行评级;而结构性金融产品大概有十几万个。标普和穆迪相当,分别控制着40%左右的市场,惠誉掌握着14%左右的市场。

  

评级行业发展至今,三家评级机构在全球"呼风唤雨"已成既定局面,并呈垄断之势,而垄断的后果就是公平的缺位。三大机构在诞生之后的许多年中,曾以客观、公正标榜,赢得了全球的信任。就在今年7月28日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标准普尔总裁夏尔马还宣称标普的评级过程是客观公正的,不带有偏袒任何一方的色彩:“我们不会特别针对哪个政党方案表态,我们只评价政府债务和赤字的状况,再决定是否调整信用等级。”

  

不过,已成垄断之势的三大评级机构其运作方式一度不为众人所知,其评级过程也并不透明。在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后,评级机构均未能“先知先觉”,甚至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三大评级机构还无一例外地给予了美国国际公司及其衍生次贷产品“AAA”的最高评级。世界各国由此开始对三大评级机构的客观公正性产生怀疑。

  

目前,欧洲对评级机构的指责最严厉,甚至有欧洲金融人士怀疑标普对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的降级时机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路透社财经评论员金伯利曾在一期新闻评论节目中说:“欧盟官员都一致认为,评级机构正在使欧洲债务危机恶化,一些专家视信用评级机构为金融行业的指导书,并且担心这些评级机构的评估是投机性的,我们不要忘记之前的信用评级,对美国次级贷款投资评级的错误判断,从而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

  

评级“内幕”

  

近年来,随着各国对三大评级机构调查和认识的深入,三大评级机构的运作方式逐步浮出水面。法国经济学家库埃与雅克曾撰文披露了信用评级机构的内幕。他称评级机构成立一个世纪以来,依赖被它们评级的企业或国家生存。目前大约有100个国家成为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的客户。

  

而据披露,评级机构的评级标准,包括金融标准、生态标准、社会标准与道德标准。

  

以评估国家为例,第一步,评估税收政策、预算状况、到期债务等;第二步,评估政治、社会环境,尤其是国家保证偿债的愿望。评级机构相关专家意见比数学模式重要,最终评级决定由一个委员会做出。在标普,这个委员会由5—7个高级专家组成,并由同一个人主持对某个国家的评级会议,以确保对这个国家评估的一致性,只有这些委员才能对评级结果进行表决。在穆迪,所有负责某个国家债务分析的专家都有权参加针对这个国家的评估结果表决,相关国家可以提前1—2个小时获得结果以便进行核对。 此外,企业或国家目前必须经过评级机构的评级才能在正常渠道融资,这造就了评级机构与被评级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评级机构通过给那些要求评级的企业打分而收取费用。在实际操作中,企业通常要求几家评级机构同时为其评级,然后企业选择最高分作为自己的评级加以公布,其他模拟评级的结果一般不会公开。

争议中的“评级”

  

评级机构的这种不透明的运作方式和利益交换方式引发了争议。质疑评级机构的声音认为,评级机构表面上是独立的,但由于这三大评级机构几乎全是美国公司,对债务的评估只取决于美国市场,它们只是英美加强对世界经济操控的一个工具,其目的就是为了转移视线,故意制造其他地方的混乱。更为严重的是,评级机构虽强调只发布看法而非建议,但是评级背后的原因通常被遮掩。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主权信用评级被三大评级机构降级后,世界为此惊讶。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吴晶妹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对此表示了极大质疑:“难道希腊和一些欧洲国家信用价值在短时间内就能波动成这样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信用等级就从很高很高跌到很低很低吗?美国向全世界借钱,然后它的信用评级由它的三大机构评,它债务再不好,美国三大机构给它的评级都不降。”

  

不过,也有人对三大评级机构的作用予以肯定。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本月10日在受访时肯定了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做法:“我觉得标普这一次的做法比较好,因为美国的评级机构在世界各国的评级机构中受到政府的压力比较少。那么,别人就会说,为什么金融危机的时候它没有预测出来?(其实),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方面(的机构)都没有预测出来,你不能把这个责任都推在评级机构上。”

  

新评级机构“呼之欲出”

  

对于三大评级机构,国际社会其实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对其评级结果仍非常依赖,另一方面又总想逃脱三大评级机构的“掌控”和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及欧洲债务危机之后,三大评级机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令全球不寒而栗,也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对评级机构的操作加强监管。

  

欧盟已经着手考虑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去年4月,欧盟内部达成初步协议,提出评级机构日后要在欧盟市场上开展业务,必须统一登记注册,并提高评估的透明度。欧盟还声称要建立属于欧洲本土的评级机构,以打破“三巨头”垄断评级市场的局面。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是抨击三大评级机构的代表人物,他曾表示:“我们必须限制信用评级机构的影响,必须打破他们的垄断地位,很多人已经开始为之努力了每当评级机构一做出新的结论,我们就感到很惊讶。我无法理解结论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虽然欧洲正在积极推动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但由于缺乏覆盖整个欧元区的全景数据库,在未来5到10年,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地位实难撼动。

  

在中国国内,属于中国本土的评级机构也在成长之中。大公国际于2010年7月发表了第一篇中国版的主权评级报告,涉及全球50多个国家。中国央行副行长苏宁曾对此表示:“国际评级市场的垄断格局并没有改变,一些并不公正的国家主权评级机构还存在,所以我们要下决心发展中国自己的权威评级机构,不仅要保障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还要走出国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争取与我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

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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