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七国为研究经济形势、协调政策而召开的首脑会 撒切尔夫人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简称G7。1975年11月由法国倡议，在巴黎召开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首脑会议。首次会议有六国首脑参加，1976年起加拿大首脑参加后变为七国经济最高级会议。1977年起，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也应邀参加。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轮流在各国召开。会议起初以讨论经济问题为主旨，自80年代以来，有关国际政治问题的讨论逐渐增多。该会议作为西方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首脑会议，旨在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从整体上协调共同的和各自的政策，缓解内部矛盾，以维护成员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防政治中的地位。会议已形成一种制度，将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其重要作用。
21世纪，俄罗斯正式加入该组织，改称西方八国首脑会议，简称G8。
1994年7月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那不勒斯召开，图为会前七国首脑与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合影。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七国领导人抵加出席八国首脑会议
1971年12月和1973年2月，美元两次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无能为力，关税与贸易总协议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也困难重重；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再次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限量提价政策，并对美国、荷兰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禁运，给西方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西方国家对此反应不一，矛盾彰显；在金融动荡、石油危机以及农业萧条的冲击下，1973-1974年西方世界经历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急增，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了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覆辙，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急于寻找平息危机的出路。
起源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与当时西方世界复杂动荡的局势密切相关。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展成一年一度的定期会晤机制，还受到了当时国际体系结构性变革的推动。
首先，二战后西方阵营内部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界限日益模糊，“政策外溢效应”显现，传统的主权观念受到挑战，各国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需要加强相互间的政策协调；
其次，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以及西方阵营内部美日欧“三架马车”态势的出现，冲击着二战后建立的美国居于支配地位的国际治理体系； 再次，随着经济因素在各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上升，各国领导人不得不改变将经济问题视为“低级政治”的现实主义思维，开始关注国际经济事务，同时也只有最高领导人出面，才能将政治与经济、对内与对外政策协调起来，解决多重危机并发带来的困难。总之，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产生并机制化，是当时西方世界复杂动荡的局势与国际体系结构性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
发展
俄罗斯总统普京宴请出席八国集团首脑会议
撒切尔夫人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从1975年的朗布依埃会议到1996年的里昂会议，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经历了经济议题首脑会议、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和多元议题首脑会议三个阶段。
从朗布依埃到东京
经济议题首脑会议 金融动荡、石油危机和农业萧条等多症并发，使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陷入了“滞胀”危机状态，因此如何克服“滞胀”危机，实现经济增长，成了这一时期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主要议题。每次会议都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评估，以便为七国的经济决策指明方向。针对会议前七国经济出现复苏的势头，朗布依埃会议提出各国政策的重点应是防止通货膨胀，这对七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具有积极意义。从1976年开始，由于世界经济进入“停止”状态，七国经过协调，决定携手并进，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努力，在1977年的伦敦会议和1978年的波恩会议上，先后提出了“火车头”计划和“护卫舰”计划。 在货币金融领域，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肯定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五国财长集团等多边机制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发挥积极作用。这一时期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值关税与贸易总协议多边贸易谈判“东京回合”期间，谈判的进程成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重要议题。1973年和1979年两次发生石油危机，朗布依埃会议和1979年的东京会议就此发表了声明，协调了七国在能源问题上的立场。
从威尼斯到多伦多
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的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逐渐主导着七国的经济政策，使得七国首脑会议在经济政策协调方面降低了“调门”；同时，由于东西方关系的再度紧张，在美国的极力推动下，首脑会议的议题开始扩展到政治领域。经济议题首脑会议发展成了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 这一时期，由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成了七国的官方经济学，七国的经济政策呈现明显的趋同性，因此在每次首脑会议的公开声明中，都倡导“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对各国的国内政策具有积极的指引作用，特别是1980年威尼斯会议提出的编制经济业绩指示器，这对各国把握国际经济的走向具有重要作用。
从巴黎到里昂
多元议题首脑会议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政治局势出现剧烈动荡，推动苏联（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轨以及建立国际新秩序成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重要议题。同期，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这不仅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发展中国家债务等传统经济议题仍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还凸显了环境污染、毒品走私、核扩散和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议程中的地位，首脑会议的议题呈现多元化。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发展成了多元议题首脑会议。
在缓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上，七国比20世纪80年代前进了一步。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推动这些国家向资本主义转轨，成了西方七国的共同目标。为此，七国以经济援助为诱饵，逼迫苏联（俄罗斯）东欧加速“民主化”和“保护人权”，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成了七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工作。苏联解体后，七国从经济上拉拢俄罗斯，继续对其进行经济援助，推动俄罗斯的转轨进程；同时让俄罗斯总统沿袭苏联总统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惯例。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局势逐渐稳定下来之后，开始推行大国外交，积极谋求加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这样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经历了“7+1”模式（1992到1993年）、“七个半会议”形式（1994年到1996年），直到1997年俄罗斯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展成了西方八国首脑会议。
议题
七国领导人抵加出席八国首脑会议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最初主要讨论经济问题。随着国际形势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首脑会议除讨论经济问题外，世界重大的政治问题也列入了议程。近几年，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除讨论有关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外，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也成为会议的议题。
在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问题上，尽管七国认识到随着全球经济联系的加强，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必然会殃及自身，但是在具体的解决办法上，七国仍分歧重重。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从1992年的慕尼黑会议到1996年的里昂会议，每次会议都对七国的经济形势进行评估，并倡导各国采取相应的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失业。德国的高利率被视为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在其它国家的压力面前，同时也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德国作出了让步，几次降低利率。在贸易领域，美欧之间分歧尖锐，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讨价还价，乌拉圭回合谈判推迟三年才结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宁，七国为了防止国际金融危机进行了合作，并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全球问题显现。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环境、毒品、核扩散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全球问题涉及各国的切身利益及其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因此七国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较易达成一致。如1989年的巴黎会议和1990年的休斯敦会议就解决环境问题的原则达成了一致，并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1991年伦敦会议关于环境问题的声明，对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成功召开具有重要意义。从1989年的伦敦会议到1991年的伦敦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提出新的解决毒品问题的方法，虽然毒品威胁并没消失，但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于动员国际力量向毒品开战具有积极意义。西方七国防止核扩散，主要是为了维护其核垄断的地位，但是客观上有利于人类和平与稳定。国际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七国采取的反恐措施虽然无法从源头上根除恐怖主义，但毕竟是进行了国际合作反恐的尝试。
什么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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