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法”外之地:巨头的网络互助生意经

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模式创新,一直有各种擦边球存在。

2018年4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终结了这一现象。

对互联网类金融业务创新来说,杀伤力最大的莫过于“未经批准不得从事金融业务,金融业务必须接受金融监管”原则。

但在一些尚且不能划归为金融创新的业务上,仍存在监管空缺,网络互助即是。

如果说P2P、众筹等是“类金融”产业,网络互助则更像是类金融行业里的“类保险”。

两年多以来,包括腾讯、蚂蚁金服、滴滴金融等流量巨头都在布局这一领域,但网络互助仍是一门无牌照经营、无专门监管政策的业态。

在新金融洛书看来,网络互助是类金融领域最后的“‘法’外之地”。

无序的服务费

1月2日,滴滴保险频道上线了重大疾病网络互助产品“点滴相互”、大病筹款平台“点滴求助”。

这是继腾讯、蚂蚁金服之后,第三家互联网巨头上线网络互助产品。腾讯系的网络互助平台是2016年成立的“水滴互助”,蚂蚁金服和信美相互则在2018年11月上线了相互保险产品“相互保”,后遭监管叫停,改制更章为网络互助产品“相互宝”。

在中国网络互助平台摸索了近8年之后,流量巨头伺机入场,成为收割者。积极一面的可能是,大公司的加入有望加速市场的演变。

和P2P网贷一样,网络互助也是P2P技术的受益者,它几乎和P2P网贷同一时间起来。2017年的持牌化管理未实行之前,网络互助平台运用P2P技术推行社员互保互助的模式已摸爬滚打了多年,包括最早成立于2011年的抗癌公社(后改名康爱公社)、上市保险公司(泛华金融控股集团旗下深圳点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发起的e互助。

在“点滴互助”和“相互宝”上线前,它们的前辈们在监管沟通、产品设计、社群运营上,已做了初期的摸索。

网络互助平台尽管开创了诸多商业模式,但也有着非保险公司、无牌经营的尴尬特点,如自律性要求高、管理扁平、非兜底制等。

服务费是互助平台基本盈利手段之一,在这一点上,各家平台收取模式一致,但标准不尽相同,点滴互助收取互助总金额的6%,相互宝为当期互助总额的8%,水滴互助是当期互助总额的10%。

表:各家网络互助产品服务费标准;新金融洛书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服务费收取,是一门生意,有的高达10%,如水滴互助,有的低至1%,如康爱公社。

新金融洛书算过一笔账,各家互助平台一般情况下资助金额为30万,各家手续费也是固定的,这二者前提下,意味着互助平台成员患病率越高,互助次数越高,收取的服务费就越多。

最新数据统计的2013年中国癌症发病率为186/10万人,如果忽略其他因素,1000万用户的平台,一年内可能产生病患18600人(实际患病率可能小于这一数据),按照每人筹集金额30万元、10%服务费计算,产生的服务费可能在5.58亿元左右。

这些数据仅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实际偏差可能巨大。

服务费的实际情况,可以从成立8年的康爱公社中窥知一二。康爱公社患病获资助人数905人,总筹款为8935万元,康爱公社收取服务费比率是1%,2018年服务费在89.35万元左右(实际可能要有偏差),如果以康爱公社2018年社员的中位数165万人计算,患病率约每54.9/10万人。

流量这门生意

在中国,网络互助仍是一种无门槛的“类保险”创业,并且有着很强获客属性。

到1月3日,蚂蚁金服相互宝用户已经达到1940万,水滴互助用户超过6000万,点滴互助上线也已经达到4.4万人。

对蚂蚁金服来说,泛线上流量已经见顶,相互宝用户的巨大价值在于用户对保险的潜在需求,和行为数据的巨大挖掘价值。

对4.5亿用户(2017年底数据)的滴滴来说,它的用户增长还有很大空间,网络互助可以作为滴滴出行的获客工具,也是滴滴保险产品潜在间接获客工具。

对于一个有志于做保险的公司来说,网络互助用户是再好的“曲线救国”方式,是非常有效的间接获客方式。

实际上,网络互助的用户,对保险公司而言,是一个待挖掘的数据金矿。

2018年10月,相互保上线发布会上,蚂蚁金服保险事业群负责人尹铭曾表示,“未来保险一定来自于它背后用技术、数据支持的费率市场化。未来寿险业,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于健康管理的需求而获得的保险体验。”

通过互联网技术与设备,流量巨头正在连接更多的潜在保险对象。网络互助社群和相互保险所拥有的巨大客群,正是未来这一场景的切入口。

可能这个服务不是保险服务,而是健康的服务。

以此看来,网络互助只是一个开始,巨头所打的主意,终究是保险和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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